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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-01-14
。李尽欢伸手擦去她脸上的泪水，重复了一遍：“哥在，以后哥护着你。”
何穗香醒过来，看见这一幕，眼泪又涌了出来。张红娟别过脸去，肩膀微微颤抖。
人群渐渐散去。夕阳西下，把坟地染成一片金黄。
丧事办完后的第三天，家里开了个会。
堂屋里，何穗香和张红娟对坐着，李可欣站在一旁，李玉儿趴在她腿上睡着了。李尽欢坐在门槛上，背对着屋里，看着院子里的枣树。
“粮食还够吃到年底。”何穗香翻着家里的存粮本，“但开春就难了。大山留下的那点钱，办丧事花了一大半，剩下的……”
她没说完，但意思大家都懂。
张红娟沉吟片刻：“我有个想法，你们听听看。”
两个女人同时看向她。
“玉儿十岁了，该念书了。”张红娟说，“镇上有个私塾，我打听过，可以寄宿，一个月回来一次。学费不贵，就是口粮得自己带。”
何穗香脸色一变：“你要送玉儿走？”
“不是送走，是让她去念书。”张红娟语气平静，“留在村里能干什么？跟我们一样，大字不识一个，将来嫁个庄稼汉，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？”
“可是……”
“我知道你舍不得。”张红娟打断她，“我也舍不得。但这是为了孩子好。”
她顿了顿，看向李可欣：“可欣也是。十六了，该出去见见世面了。我妹妹——就是可欣的小姨——在镇上的纺织厂做工，说可以带个学徒。包吃住，还有工钱。”
李可欣眼睛一亮：“真的？”
“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”张红娟难得露出一点笑容，“不过很辛苦，三班倒，手会磨出茧子。”
“我不怕苦！”李可欣立刻说。
何穗香看着两个兴奋的女孩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什么也没说。
这时，张红娟看向门槛上的李尽欢：“尽欢，你也该去上学。你才十三，正是读书的年纪……”
“我不去。”
李尽欢的声音很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。他转过身，走进堂屋，目光扫过屋里的每一个人。
“小妈，妈妈。”他先看向何穗香和张红娟，然后看向李可欣，“姐。”
最后，他的目光落在睡着的李玉儿身上。
“以后我就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了。”十三岁的男孩挺直了单薄的脊梁，“读书的机会，留给玉儿。她还小，该多学点东西。”
他顿了顿，声音更坚定了：“这个家，我来撑。”
屋里一片寂静。
何穗香的眼泪夺眶而出。张红娟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李可欣捂住嘴，不让自己哭出声。
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嘈杂声——是街坊邻居们。他们本来是想来商量帮忙秋收的事，恰好听见了屋里的话。
“好孩子！”村东头的王大爷第一个喊出来，“有志气！”
“尽欢这孩子，懂事啊！”隔壁的刘婶抹着眼泪。
“李家有后了，大山可以瞑目了！”
一片叫好声中，李尽欢站在原地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只有紧握的拳头，泄露了他内心的波澜。
何穗香冲过来，一把抱住他，哭得浑身颤抖。张红娟也走过来，伸手想摸他的头，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，最后只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李可欣搂着还在熟睡的李玉儿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
全家人都心疼地看着这个孩子。
他才十三岁。
事情就这么定了。
三天后，李玉儿背着一个小包袱，跟着村里去镇上的牛车走了。
包袱里是几件换洗衣服和半个月的口粮——红薯干和玉米面。
小姑娘哭了一路，何穗香也哭，两个女人在村口抱头痛哭。
李尽欢站在不远处的大槐树下，看着牛车渐行渐远。他的手在袖子里握成拳，指甲掐进了掌心。
又过了两天，李可欣也走了。
她的小姨亲自来接的，一个三十多岁的干练女人。
临走时，她塞给何穗香五块钱：“穗香姐，你先拿着，不够我再想办法。”
何穗香推辞不要，被硬塞进了手里。
家里一下子空了。
傍晚时分，李尽欢从外面回来，手里拎着两条用草绳串起来的鱼。
“小妈，晚上煮鱼汤。”他把鱼扔进水缸里。
何穗香从灶房出来，看着他，眼睛又红了：“尽欢，你……你真的不去上学？娘那边，我可以再去说说……”
“不用。”李尽欢蹲在井台边洗手，“我说了，这个家我来撑。”
他甩了甩手上的水，站起身：“小妈，你去歇着，晚饭我来做。”
何穗香看着他瘦小的背影在灶台前忙碌，鼻子一酸。这个家，现在真的就只剩下他们俩了。
夜深了。
何穗香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睛看屋顶的茅草。隔壁房间传来李尽欢均匀的呼吸声——那孩子睡着了。
她不知道的是，李尽欢根本没睡。
他睁着眼睛，看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，脑子里回响着白天邻居们的夸赞，回响着母亲和小妈的心疼，回响着妹妹的哭声。
油灯熄了。
土坯房陷入一片黑暗。只有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漏进来，在地上投下几个模糊的光斑。
远处传来几声狗吠，很快又沉寂下去。
一九七九年的春天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。而对于李尽欢来说，一切，才刚刚开始……
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农村，钱还是个稀罕物。
这么说吧，那时候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干一天活，挣十个工分，到年底结算，一个工分大概值八分到一毛钱。
也就是说，干一天活，挣不到一块钱。
这还得是年景好的时候，要是遇上灾年，工分贬值，干一天可能就值五六分钱。
李大山这样的庄稼汉，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，到年底能分到手的现金，不会超过一百块。
这一百块钱要管一家老小一年的开销——买盐买油，扯布做衣，人情往来，头疼脑热抓点药。
所以那时候的人花钱，是掰着手指头算的。
物价呢？
我给您举几个例子：
一斤大米一毛四分钱，一斤白面一毛八分钱。但农民很少买这些，都是吃自己种的玉米、红薯。
猪肉七毛六分钱一斤，但寻常人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回。过年割一斤肉，要肥瘦相间的，肥肉炼油，油渣炒菜，瘦肉包饺子，一点不能浪费。
鸡蛋五分钱一个，但农民舍不得吃，都是攒起来，攒够一篮子，走十几里山路到公社的供销社去卖，换点盐和煤油。
盐一毛三分钱一斤，煤油三毛六分钱一斤。点灯用的煤油，是晚上唯一的光源，得省着用，天没黑透不点灯，天一亮就吹灯。
布匹更贵。
一尺棉布要三毛多，做一件上衣得七八尺布，那就是两块多钱——一个壮劳力干三四天的工钱。
所以那时候的衣服都是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，哥哥穿完给弟弟，姐姐穿完改一改给妹妹。
这么说您可能没概念，我给您换算一下：
一九七九年的一块钱，购买力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八十到一百块钱。
李大山年底分到的那一百块，搁现在就是八千到一万块——这是一家五口一年的全部现金收入。
您想想，现在一个普通家庭，一年只有一万块钱可花，得精打细算成什么样？
那时候的农村，基本还停留在前工业时代。
照明靠煤油灯，做饭烧柴火灶，喝水从井里挑，洗衣在河边捶。
整个朝阳村，只有村长家有一台收音机，还是公社奖励的，用电池，舍不得常开。
交通基本靠走。去一趟镇上，二十里山路，得走两个多小时。牛车算是高级交通工具，但不是谁家都养得起牛。
通讯靠吼。村里有事，村长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喊一嗓子，半个村都能听见。要是去佰家沟或月亮屯传话，就得派人专门跑一趟。
医疗条件更差。
公社有个卫生所，一个赤脚医生，看个头疼脑热还行，大病就得往县医院送——可谁送得起？
李大山病倒后，何穗香去请过郎中，郎中来看了，摇摇头，开了几副中药，说“尽人事，听天命”。
那几副药花了三块钱，是何穗香攒了半年的鸡蛋钱。
社会消费特征就一个字：省。
能不花钱就不花钱，能自己做的绝不买。
衣服自己缝，鞋子自己纳，农具自己修，房子漏雨自己补。
消费集中在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上——吃的，穿的，用的。
奢侈品？那是什么？
村里最奢侈的消费，是过年时买半斤水果糖，一挂鞭炮。糖要留着待客，鞭炮要拆开来放，一次放几个，从年三十放到正月十五。
哦对了，还有一样奢侈品：自行车。
一辆永久牌自行车，要一百五十块钱，还得有票。整个朝阳村，只有三辆自行车——村长一辆，会计一辆，还有一辆是公社干部下乡时骑的。
那时候的人，最大的梦想就是“三转一响”：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，收音机。能凑齐这四样的，在村里就是首富了。
我给您讲个具体的事，您就明白了。
去年秋天，何穗香想给李尽欢做件新棉袄。旧的棉袄已经穿了三年，袖子短了，棉花也板结了，不暖和。
她算了笔账：
买布，一件棉袄得要八尺布，一尺布三毛二，就是两块五毛六。
买棉花，一斤棉花一块八，一件棉袄得用一斤半，两块七。
纽扣、线，加起来一毛钱。
总共五块三毛六。
五块三毛六是什么概念？
何穗香在自留地里种了点菜，挑到公社去卖，一担菜卖五毛钱。她得挑十一担菜，走十一趟二十里山路，才能挣够这件棉袄的钱。
这还不算她耽误的工分——去卖菜那天，就不能在生产队干活，没工分。
最后，何穗香没舍得。她把李大山的一件旧棉袄拆了，里面的棉花重新弹过，外面的布洗干净，染成深蓝色，改小了给李尽欢穿。
那件改过的棉袄，袖子还是有点短，但暖和。
李尽欢穿上的时候，何穗香摸着他的头说：“等明年，明年小妈一定给你做件新的。”
李尽欢说：“不用，这件挺好。”
他那时候还不知道，明年，父亲就病倒了，家里更没钱了。
现在，让我们回到李尽欢身上，
您可能要问，一个十三岁的农村孩子，怎么懂得这么多？
怎么能在父亲去世后，那么冷静地说出“这个家我来撑”？
怎么能在该哭的时候不哭，该笑的时候不笑？
答案很简单：
李尽欢是重生的。
他不是普通的十三岁男孩。他的身体里，住着一个来自二十一世纪的灵魂。
那个灵魂在2023年的一场车祸中死去，再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刚出生的婴儿——一九六六年，李大山和张红娟的儿子。
他用了十三年的时间，适应这个时代，适应这个家庭，适应这个贫穷但真实的农村。
他记得前世的一切：互联网，智能手机，高铁，外卖。也记得前世的遗憾：子欲养而亲不待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
所以这一世，他早早地就开始谋划。
五岁那年，母亲离开，他没有哭，因为他知道那是必然——父亲和母亲的性格，注定过不到一起。
八岁那年，继母进门，他没有抵触，因为他知道何穗香是个好人，会善待他们。
十三岁这年，父亲去世，他没有崩溃，因为他早就做好了准备。
他甚至偷偷攒了点钱——靠抓鱼、挖草药、帮人干活，一点一点攒的。不多，就十几块钱，藏在他床底下的砖缝里。
这十几块钱，在1979年，是一笔巨款。
足够买一百斤大米，或者二十斤猪肉，或者给李玉儿交半年的学费。
但他没拿出来。
时候还没到。
他要等，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等这个家真正需要的时候。
而现在，时机到了。
父亲去世，姐姐妹妹离家，家里只剩下他和继母。
一个十三岁的男孩，一个三十出头的寡妇。
在1979年的农村，这样的组合，注定要被人欺负。
但李尽欢不怕。
因为他不是真的十三岁。
他的身体里，住着一个经历过信息爆炸时代、见识过人性复杂、懂得如何在这个时代生存下去的灵魂。
这一世，他要护住这个家。
护住善良的继母，护住远走的姐姐，护住年幼的妹妹。
李尽欢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睛看屋顶的茅草。
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漏进来，在地上投下几个模糊的光斑。远处传来几声狗吠，很快又沉寂下去。
年的农村夜晚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
他翻了个身，面朝墙壁。
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，闪过前世的画面：高楼大厦，车水马龙，手机屏幕上跳动的信息，键盘敲击的声音，会议室里的PPT，银行卡里的数字……
然后画面切换回现实：土坯房，煤油灯，粗布衣，玉米饼子，田里的泥巴，手上的老茧。
落差太大了。
大到他有时候会怀疑，那场车祸，那个二十一世纪的人生，是不是只是一场梦。
但掌心的温度是真实的，肚子里的饥饿是真实的，继母在隔壁房间压抑的抽泣声也是真实的。
这不是梦。
他真的重生在了1979年，一个十三岁农村孩子的身体里。
李尽欢想大施拳脚。
他脑子里有太多想法了：改革开放马上就要全面铺开，个体经济要松绑，乡镇企业要崛起，南下打工潮要开始……
他知道哪些行业会火，知道哪些地方会先富起来，知道哪些政策会出台。
他甚至记得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：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，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，1992年南巡讲话……
这些信息，放在后世，随便抓住一个风口，就能实现阶层跨越。
但问题是——
他现在是个十三岁的农村孩子。
在朝阳村，在1979年。
这里没有电。整个村子只有村长家有一台用电池的收音机，晚上照明靠煤油灯，天一黑，世界就陷入一片黑暗。
这里没有电话。要联系外界，得走二十里山路到公社，那里有一部手摇电话，但普通农民根本用不上。
这里没有互联网。信息传递靠口耳相传，公社的通知要三天才能传到村里，县里的新闻要半个月才知道。
这里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路。从朝阳村到公社，是坑坑洼洼的土路，下雨天泥泞不堪，晴天尘土飞扬。
一个十三岁的孩子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能做什么？
去公社告状，说我要创业？人家会把你当疯子赶出来。
去县城找机会？没有介绍信，没有粮票，你连招待所都住不了。
在家搞点小买卖？1979年，私人买卖还叫“投机倒把”，抓住了要游街批斗的。
李尽欢记得很清楚：要到1980年底，中央才会正式发文，允许个体户经营。而在这之前，所有私人经济活动，都在灰色地带游走。
他等不起。
家里等不起。
他必须做点什么，但现在……
后世那些“一鸣惊人”的路子，在这里统统行不通。
写小说？
年，文学创作还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，一个农村孩子写的东西，谁会看？
就算写了，往哪投稿？
邮局在公社，寄一封信要八分钱邮票——够买一斤半玉米面了。
搞发明？
他倒是记得一些简单的小玩意：太阳能热水器，简易过滤器，改良农具……但材料从哪来？
工具从哪来？
就算做出来了，谁认？
一个十三岁孩子说的话，有人信吗？
做生意？
本钱从哪来？
他床底下那十几块钱，是攒了三年才攒下的。
这点钱，够干什么？
去公社黑市倒卖点鸡蛋？
风险太大，一旦被抓，全家跟着遭殃。
读书考学？
这倒是一条正路。
但李玉儿已经去镇上了，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。
而且就算他考上了，初中在公社，高中在县城，都要住校，都要花钱。
他走了，何穗香一个人怎么办？
李尽欢第一次感到如此无力。
前世他总听人说“知识改变命运”，但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地方，知识就像一颗被埋在土里的种子，没有阳光，没有雨水，发不了芽。
他甚至不能表现得太聪明。
一个农村孩子，突然懂得太多，会引人怀疑。轻则被当成怪胎，重则……他不敢想。
所以这十三年来，他一直小心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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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穗香醒过来，看见这一幕，眼泪又涌了出来。张红娟别过脸去，肩膀微微颤抖。
人群渐渐散去。夕阳西下，把坟地染成一片金黄。
丧事办完后的第三天，家里开了个会。
堂屋里，何穗香和张红娟对坐着，李可欣站在一旁，李玉儿趴在她腿上睡着了。李尽欢坐在门槛上，背对着屋里，看着院子里的枣树。
“粮食还够吃到年底。”何穗香翻着家里的存粮本，“但开春就难了。大山留下的那点钱，办丧事花了一大半，剩下的……”
她没说完，但意思大家都懂。
张红娟沉吟片刻：“我有个想法，你们听听看。”
两个女人同时看向她。
“玉儿十岁了，该念书了。”张红娟说，“镇上有个私塾，我打听过，可以寄宿，一个月回来一次。学费不贵，就是口粮得自己带。”
何穗香脸色一变：“你要送玉儿走？”
“不是送走，是让她去念书。”张红娟语气平静，“留在村里能干什么？跟我们一样，大字不识一个，将来嫁个庄稼汉，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？”
“可是……”
“我知道你舍不得。”张红娟打断她，“我也舍不得。但这是为了孩子好。”
她顿了顿，看向李可欣：“可欣也是。十六了，该出去见见世面了。我妹妹——就是可欣的小姨——在镇上的纺织厂做工，说可以带个学徒。包吃住，还有工钱。”
李可欣眼睛一亮：“真的？”
“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”张红娟难得露出一点笑容，“不过很辛苦，三班倒，手会磨出茧子。”
“我不怕苦！”李可欣立刻说。
何穗香看着两个兴奋的女孩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什么也没说。
这时，张红娟看向门槛上的李尽欢：“尽欢，你也该去上学。你才十三，正是读书的年纪……”
“我不去。”
李尽欢的声音很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。他转过身，走进堂屋，目光扫过屋里的每一个人。
“小妈，妈妈。”他先看向何穗香和张红娟，然后看向李可欣，“姐。”
最后，他的目光落在睡着的李玉儿身上。
“以后我就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了。”十三岁的男孩挺直了单薄的脊梁，“读书的机会，留给玉儿。她还小，该多学点东西。”
他顿了顿，声音更坚定了：“这个家，我来撑。”
屋里一片寂静。
何穗香的眼泪夺眶而出。张红娟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李可欣捂住嘴，不让自己哭出声。
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嘈杂声——是街坊邻居们。他们本来是想来商量帮忙秋收的事，恰好听见了屋里的话。
“好孩子！”村东头的王大爷第一个喊出来，“有志气！”
“尽欢这孩子，懂事啊！”隔壁的刘婶抹着眼泪。
“李家有后了，大山可以瞑目了！”
一片叫好声中，李尽欢站在原地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只有紧握的拳头，泄露了他内心的波澜。
何穗香冲过来，一把抱住他，哭得浑身颤抖。张红娟也走过来，伸手想摸他的头，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，最后只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李可欣搂着还在熟睡的李玉儿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
全家人都心疼地看着这个孩子。
他才十三岁。
事情就这么定了。
三天后，李玉儿背着一个小包袱，跟着村里去镇上的牛车走了。
包袱里是几件换洗衣服和半个月的口粮——红薯干和玉米面。
小姑娘哭了一路，何穗香也哭，两个女人在村口抱头痛哭。
李尽欢站在不远处的大槐树下，看着牛车渐行渐远。他的手在袖子里握成拳，指甲掐进了掌心。
又过了两天，李可欣也走了。
她的小姨亲自来接的，一个三十多岁的干练女人。
临走时，她塞给何穗香五块钱：“穗香姐，你先拿着，不够我再想办法。”
何穗香推辞不要，被硬塞进了手里。
家里一下子空了。
傍晚时分，李尽欢从外面回来，手里拎着两条用草绳串起来的鱼。
“小妈，晚上煮鱼汤。”他把鱼扔进水缸里。
何穗香从灶房出来，看着他，眼睛又红了：“尽欢，你……你真的不去上学？娘那边，我可以再去说说……”
“不用。”李尽欢蹲在井台边洗手，“我说了，这个家我来撑。”
他甩了甩手上的水，站起身：“小妈，你去歇着，晚饭我来做。”
何穗香看着他瘦小的背影在灶台前忙碌，鼻子一酸。这个家，现在真的就只剩下他们俩了。
夜深了。
何穗香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睛看屋顶的茅草。隔壁房间传来李尽欢均匀的呼吸声——那孩子睡着了。
她不知道的是，李尽欢根本没睡。
他睁着眼睛，看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，脑子里回响着白天邻居们的夸赞，回响着母亲和小妈的心疼，回响着妹妹的哭声。
油灯熄了。
土坯房陷入一片黑暗。只有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漏进来，在地上投下几个模糊的光斑。
远处传来几声狗吠，很快又沉寂下去。
一九七九年的春天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。而对于李尽欢来说，一切，才刚刚开始……
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农村，钱还是个稀罕物。
这么说吧，那时候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干一天活，挣十个工分，到年底结算，一个工分大概值八分到一毛钱。
也就是说，干一天活，挣不到一块钱。
这还得是年景好的时候，要是遇上灾年，工分贬值，干一天可能就值五六分钱。
李大山这样的庄稼汉，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，到年底能分到手的现金，不会超过一百块。
这一百块钱要管一家老小一年的开销——买盐买油，扯布做衣，人情往来，头疼脑热抓点药。
所以那时候的人花钱，是掰着手指头算的。
物价呢？
我给您举几个例子：
一斤大米一毛四分钱，一斤白面一毛八分钱。但农民很少买这些，都是吃自己种的玉米、红薯。
猪肉七毛六分钱一斤，但寻常人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回。过年割一斤肉，要肥瘦相间的，肥肉炼油，油渣炒菜，瘦肉包饺子，一点不能浪费。
鸡蛋五分钱一个，但农民舍不得吃，都是攒起来，攒够一篮子，走十几里山路到公社的供销社去卖，换点盐和煤油。
盐一毛三分钱一斤，煤油三毛六分钱一斤。点灯用的煤油，是晚上唯一的光源，得省着用，天没黑透不点灯，天一亮就吹灯。
布匹更贵。
一尺棉布要三毛多，做一件上衣得七八尺布，那就是两块多钱——一个壮劳力干三四天的工钱。
所以那时候的衣服都是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，哥哥穿完给弟弟，姐姐穿完改一改给妹妹。
这么说您可能没概念，我给您换算一下：
一九七九年的一块钱，购买力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八十到一百块钱。
李大山年底分到的那一百块，搁现在就是八千到一万块——这是一家五口一年的全部现金收入。
您想想，现在一个普通家庭，一年只有一万块钱可花，得精打细算成什么样？
那时候的农村，基本还停留在前工业时代。
照明靠煤油灯，做饭烧柴火灶，喝水从井里挑，洗衣在河边捶。
整个朝阳村，只有村长家有一台收音机，还是公社奖励的，用电池，舍不得常开。
交通基本靠走。去一趟镇上，二十里山路，得走两个多小时。牛车算是高级交通工具，但不是谁家都养得起牛。
通讯靠吼。村里有事，村长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喊一嗓子，半个村都能听见。要是去佰家沟或月亮屯传话，就得派人专门跑一趟。
医疗条件更差。
公社有个卫生所，一个赤脚医生，看个头疼脑热还行，大病就得往县医院送——可谁送得起？
李大山病倒后，何穗香去请过郎中，郎中来看了，摇摇头，开了几副中药，说“尽人事，听天命”。
那几副药花了三块钱，是何穗香攒了半年的鸡蛋钱。
社会消费特征就一个字：省。
能不花钱就不花钱，能自己做的绝不买。
衣服自己缝，鞋子自己纳，农具自己修，房子漏雨自己补。
消费集中在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上——吃的，穿的，用的。
奢侈品？那是什么？
村里最奢侈的消费，是过年时买半斤水果糖，一挂鞭炮。糖要留着待客，鞭炮要拆开来放，一次放几个，从年三十放到正月十五。
哦对了，还有一样奢侈品：自行车。
一辆永久牌自行车，要一百五十块钱，还得有票。整个朝阳村，只有三辆自行车——村长一辆，会计一辆，还有一辆是公社干部下乡时骑的。
那时候的人，最大的梦想就是“三转一响”：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，收音机。能凑齐这四样的，在村里就是首富了。
我给您讲个具体的事，您就明白了。
去年秋天，何穗香想给李尽欢做件新棉袄。旧的棉袄已经穿了三年，袖子短了，棉花也板结了，不暖和。
她算了笔账：
买布，一件棉袄得要八尺布，一尺布三毛二，就是两块五毛六。
买棉花，一斤棉花一块八，一件棉袄得用一斤半，两块七。
纽扣、线，加起来一毛钱。
总共五块三毛六。
五块三毛六是什么概念？
何穗香在自留地里种了点菜，挑到公社去卖，一担菜卖五毛钱。她得挑十一担菜，走十一趟二十里山路，才能挣够这件棉袄的钱。
这还不算她耽误的工分——去卖菜那天，就不能在生产队干活，没工分。
最后，何穗香没舍得。她把李大山的一件旧棉袄拆了，里面的棉花重新弹过，外面的布洗干净，染成深蓝色，改小了给李尽欢穿。
那件改过的棉袄，袖子还是有点短，但暖和。
李尽欢穿上的时候，何穗香摸着他的头说：“等明年，明年小妈一定给你做件新的。”
李尽欢说：“不用，这件挺好。”
他那时候还不知道，明年，父亲就病倒了，家里更没钱了。
现在，让我们回到李尽欢身上，
您可能要问，一个十三岁的农村孩子，怎么懂得这么多？
怎么能在父亲去世后，那么冷静地说出“这个家我来撑”？
怎么能在该哭的时候不哭，该笑的时候不笑？
答案很简单：
李尽欢是重生的。
他不是普通的十三岁男孩。他的身体里，住着一个来自二十一世纪的灵魂。
那个灵魂在2023年的一场车祸中死去，再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刚出生的婴儿——一九六六年，李大山和张红娟的儿子。
他用了十三年的时间，适应这个时代，适应这个家庭，适应这个贫穷但真实的农村。
他记得前世的一切：互联网，智能手机，高铁，外卖。也记得前世的遗憾：子欲养而亲不待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
所以这一世，他早早地就开始谋划。
五岁那年，母亲离开，他没有哭，因为他知道那是必然——父亲和母亲的性格，注定过不到一起。
八岁那年，继母进门，他没有抵触，因为他知道何穗香是个好人，会善待他们。
十三岁这年，父亲去世，他没有崩溃，因为他早就做好了准备。
他甚至偷偷攒了点钱——靠抓鱼、挖草药、帮人干活，一点一点攒的。不多，就十几块钱，藏在他床底下的砖缝里。
这十几块钱，在1979年，是一笔巨款。
足够买一百斤大米，或者二十斤猪肉，或者给李玉儿交半年的学费。
但他没拿出来。
时候还没到。
他要等，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等这个家真正需要的时候。
而现在，时机到了。
父亲去世，姐姐妹妹离家，家里只剩下他和继母。
一个十三岁的男孩，一个三十出头的寡妇。
在1979年的农村，这样的组合，注定要被人欺负。
但李尽欢不怕。
因为他不是真的十三岁。
他的身体里，住着一个经历过信息爆炸时代、见识过人性复杂、懂得如何在这个时代生存下去的灵魂。
这一世，他要护住这个家。
护住善良的继母，护住远走的姐姐，护住年幼的妹妹。
李尽欢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睛看屋顶的茅草。
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漏进来，在地上投下几个模糊的光斑。远处传来几声狗吠，很快又沉寂下去。
年的农村夜晚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
他翻了个身，面朝墙壁。
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，闪过前世的画面：高楼大厦，车水马龙，手机屏幕上跳动的信息，键盘敲击的声音，会议室里的PPT，银行卡里的数字……
然后画面切换回现实：土坯房，煤油灯，粗布衣，玉米饼子，田里的泥巴，手上的老茧。
落差太大了。
大到他有时候会怀疑，那场车祸，那个二十一世纪的人生，是不是只是一场梦。
但掌心的温度是真实的，肚子里的饥饿是真实的，继母在隔壁房间压抑的抽泣声也是真实的。
这不是梦。
他真的重生在了1979年，一个十三岁农村孩子的身体里。
李尽欢想大施拳脚。
他脑子里有太多想法了：改革开放马上就要全面铺开，个体经济要松绑，乡镇企业要崛起，南下打工潮要开始……
他知道哪些行业会火，知道哪些地方会先富起来，知道哪些政策会出台。
他甚至记得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：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，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，1992年南巡讲话……
这些信息，放在后世，随便抓住一个风口，就能实现阶层跨越。
但问题是——
他现在是个十三岁的农村孩子。
在朝阳村，在1979年。
这里没有电。整个村子只有村长家有一台用电池的收音机，晚上照明靠煤油灯，天一黑，世界就陷入一片黑暗。
这里没有电话。要联系外界，得走二十里山路到公社，那里有一部手摇电话，但普通农民根本用不上。
这里没有互联网。信息传递靠口耳相传，公社的通知要三天才能传到村里，县里的新闻要半个月才知道。
这里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路。从朝阳村到公社，是坑坑洼洼的土路，下雨天泥泞不堪，晴天尘土飞扬。
一个十三岁的孩子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能做什么？
去公社告状，说我要创业？人家会把你当疯子赶出来。
去县城找机会？没有介绍信，没有粮票，你连招待所都住不了。
在家搞点小买卖？1979年，私人买卖还叫“投机倒把”，抓住了要游街批斗的。
李尽欢记得很清楚：要到1980年底，中央才会正式发文，允许个体户经营。而在这之前，所有私人经济活动，都在灰色地带游走。
他等不起。
家里等不起。
他必须做点什么，但现在……
后世那些“一鸣惊人”的路子，在这里统统行不通。
写小说？
年，文学创作还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，一个农村孩子写的东西，谁会看？
就算写了，往哪投稿？
邮局在公社，寄一封信要八分钱邮票——够买一斤半玉米面了。
搞发明？
他倒是记得一些简单的小玩意：太阳能热水器，简易过滤器，改良农具……但材料从哪来？
工具从哪来？
就算做出来了，谁认？
一个十三岁孩子说的话，有人信吗？
做生意？
本钱从哪来？
他床底下那十几块钱，是攒了三年才攒下的。
这点钱，够干什么？
去公社黑市倒卖点鸡蛋？
风险太大，一旦被抓，全家跟着遭殃。
读书考学？
这倒是一条正路。
但李玉儿已经去镇上了，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。
而且就算他考上了，初中在公社，高中在县城，都要住校，都要花钱。
他走了，何穗香一个人怎么办？
李尽欢第一次感到如此无力。
前世他总听人说“知识改变命运”，但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地方，知识就像一颗被埋在土里的种子，没有阳光，没有雨水，发不了芽。
他甚至不能表现得太聪明。
一个农村孩子，突然懂得太多，会引人怀疑。轻则被当成怪胎，重则……他不敢想。
所以这十三年来，他一直小心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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